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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王船山:作一家风范
编辑:徐罗月    来源:光明日报   
加入时间:[2019-09-01]   阅读次数:[]

《光明日报》2019年8月31日第11版整版报道了2019年5月13日上午在我校召开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验之船山专场”高峰论坛。论坛由《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主持,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我校朱迪光教授先后在论坛上发言。现就我校朱迪光教授的观点摘录如下,更多信息请点击“新闻链接”获取。

 

朱迪光(衡阳师范学院教授):王船山思想中充满着对自然、人类以及人类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辩证的系统的理解,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船山思想中的“太和”范畴。王夫之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是什么?张西堂说是“道器相须、理气一元、心物一元”(张西堂《王船山学谱》)。熊十力称其哲学宗旨为“明有、尊生、方动、率性”(熊十力《读经示要》)。唐君毅归结为由“船山本其哲学思想之根本观念,以论经世之学,承宋明儒重内圣之学之精神,而及于外王,以通性与天道与治化之方而一者,惟船山可当之耳”(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嵇文甫说:“船山所讨论的问题是宋明以来道学家的问题。”(嵇文甫《船山哲学》)理学家常讨论的“太极”“太虚”“道”“理”亦是王船山所讨论的哲学基本问题。无论是“太虚”“太极”,还是“道”,王船山都强调阴阳的和合,因而,张立文说:“‘和合’即‘太和’,是缊所达到的境界,它是王船山哲学的终极存有,也是其形而上学存有的一种状态。”张立文概括地说:“船山形上学本体哲学,统体会通于和合(‘太和’)。这是他对于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的体贴,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彰显和绍承,也是对于中国文化时代精神的把握。”(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由此可见,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是以其求和谐或称和合为其重要特点。这一特点也就成了王船山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第二,船山的“性日生日成”说。王船山在《尚书引义》中说:“形化者化醇也,气化者化生也。二气之运,五行之实,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取精用物,一受于天产地产之精英,无以异也。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由这段话,我们可知,王船山认为人性来源于自然,人性是不断发展的。这就是“性日生日成”说。

这种理论超过了孟子的“性善”论。王船山说:“孟子之言性善,推本而言其所资也”,“孟子之言性,近于命矣”。王船山认为,光是强调人性来源于自然是不够的,人性更是在自然和人的认知发展中不断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理论也超越了程朱的“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划分的说法。王船山说:“程子将性分作两截说,只为人之有恶,岂无所自来,故举而归之于气禀。”这种说法是有其内在矛盾的,王船山的“性日生日成”说克服了这种矛盾。王船山将性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所谓“先天之性”,王船山说是“与生俱有之理”,即“生之理”。这“与生俱有之理”或“生之理”,是由“天成之”,是自然赋予之理。此“理”体现在两方面:“仁义礼智之理”和“声色臭味之欲”。此“性”不但包含“理”,而且还有“欲”,“理与欲皆自然而非由人为”。“先天之性”只是性之生,还不是性之成。与生俱有的“先天之性”为“初生顷命之”,人初生成形而接受自然的赋予后并非“一受其成形而无可损益”。人生之初,对客观事物还不能主动控制,不会自我选择。已生之后,自幼少至壮老,随身体和理性的发育成长,而有了主动控制能力,能够在生活实践中自我选择和自我施用,“自取自用,则因乎习之所贯”,在“习”中使先天之性不断损益,有损有益,则“性”日生日成,通过“习”而性成。这种关于人性的理论就是人性由自然的赋予与人的后天修养相结合而完善的理论。

第三,船山“天下”一体的社会观念。一般的理学家或道学家谈论“天下”一体社会治理时虽喜言仁政,但多是道德方面的空洞说教。王船山不同,他都是从人民安康、天下稳定的社会和谐角度来讨论社会共同体。

王船山用“天下之大公”的原则,来评断秦汉之后一些朝代兴亡更替的得失。他认为,曹魏之所以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削宗室而权臣篡”,这对曹氏当然是极大的不利和不幸。但他指出,由于天下“非一姓之私”,是社会共同体,只要改朝易姓之际“无原野流血之惨”,那么对人民也无足为害。“魏之授晋,上虽逆而下固安,无乃不可乎!”(王夫之《读通鉴论》)。他用同样的道理考察东晋与东晋之后南朝的兴亡。

社会共同体该如何治理呢?孔子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即使是圣人之言,王夫之也不赞成。王船山将孔子的观点加以修正,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官吏受管束,人民安居乐业,而天下太平无事。

王夫之还认为国家的治理必须立法。他说:“人之陷于水火者为势已逆,而我始创法立制以拯之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八)这里将“法”创立的本意归之于救人于水火。有了法律,如何执行呢?如何使天下和谐呢?王夫之提出要“综核”与“宽大”并举。

王船山在“法治”的同时更注意用人,他说:“用人与行政,两者相扶以治,举一废一,而害必生焉。”(《读通鉴论》卷十一)他对中国古代“变法”也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说:“国家当创业之始,由乱而治,则必有所兴革,以为一代之规……乃传之数世而弊且生矣……有志者愤之,而求治之情,迫动于上;言治之术,竞起于下。听其言,推其心,皆当时所可厌苦之情事,而厘正之于旦夕,有余快焉。虽然抑岂必归咎于法而别求治理哉……任得其人,而法无不可用。”(王夫之《宋论》)

第四,船山“攘夷狄”“扶长中夏”的民族观。在《黄书》中,王船山说:“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这是指出继承民族先贤之志,要攘夷狄,扶长中夏。王船山又说:“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异类,统建维君。”纪其群、建其君就是建立共同体,其目的是为了远害而摈除异类,相对来讲,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仁义道德反而是次要的。王船山说:“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疆,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

在王船山看来,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他将其提到“古今之通义”的高度。这是王船山之前的思想家所没有或者说很少认识到的。

王船山的落脚点虽然是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但他强调要懂得民族共存相处的关系,因此,他提出处理好民族间的关系,汉民族要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故王者之于戎狄,暴则惩之,顺则远之,各安其所,我不尔侵,而后尔不我虐。”这是各民族长期共同相处的经验总结。

第五,船山经济共同体思想。王船山与传统士大夫一样有着重农轻末的思想,对商人也有一些不好的看法,但是,他的思想中存在如将天下看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这样的思想闪光点。这些闪光点也是一种中国经验。

首先,王船山认为治国必须理财,理财是管制社会共同体的关键。唐代刘晏以善于理财著称,也因此被一般儒士大夫指责为小人。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二十四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不同意这种评价,认为不善于理财就会殃民,反之善于理财以济国用则有功于天下。

其次,王船山提出要将全国看成一个整体,要将财富藏于各地、藏于民。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五中说:“天子以天下为藏者也。知天下皆其藏,则无待于盈余而不忧其不足,从容调剂于上下虚盈之中,恒见有余,而用以舒而自裕。”又说:“封建之天下,天子仅有其千里之畿,且县内之卿士大夫分以为禄田也;诸侯仅有其国也,且大夫士分以为禄田也;大夫仅有其采邑,且家臣还食其中也;士仅有代耕之禄也,则农民亦有其百亩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相仿相差而各守其畴。”“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或许是王船山的一种经济理想,但它体现了一种类似天下人应共同拥有财富的思想。王船山还提出了必须重视商人、重视市场流通的思想。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二中说:“国无贵人,民不足以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又在《黄书·大正篇》中说:“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王船山充分肯定了商人的作用。

王船山还重视市场流通的作用,他说:“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既得其欢心,抑济吾之匮乏,金钱内集,民给而赋税以充,耕者劝耕,织者劝织,山海薮泽之产,皆金粟也,本固邦宁,洞然以虚实示人,而奸宄之径亦塞。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七)“通市”就是今天所说的“市场贸易”,这种贸易完全如同当代的国际贸易,敌国的民众、财富都为我们所用,国与国之间,甚至是敌国之间都可以建立起共同市场。

主持人:中国的共同体文明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我想知道,船山的思想气质与湘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朱迪光:船山的精神来源于湖湘思想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诗词里比比皆是,他又很推崇湖湘思想界的名人。他把湖湘文人,像屈原贾谊作为他的精神导师。他歌颂屈原,歌颂其以死殉国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行为上,如“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思想理论方面,他对问题的讨论到了极致,在论证上毫无保留地运用思想武器。这些都体现了湖湘精神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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